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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失节讨好宦官,杨士奇晚年为何如此糊涂?
2022-12-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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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士奇是明代名臣,先后历经五朝,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,任首辅二十年,与杨荣、杨溥等同心辅政,并称“三杨”,《明史》称其为明代贤相之首。

然而,这位以贤能著称的杨士奇,晚年却有着不光彩的一面。正是他的纵容和退让,才造成了宦官王振专权,并最终招致了后来的土木堡之变,使得明代由盛转衰。

杨士奇则出身贫寒。一岁时,还在襁褓中的杨士奇就不幸丧父,其母为了生存,只得带着他一同改嫁了时任德安同知的罗姓人家,杨士奇被迫改姓罗。童年时,他并不受继父的关注,至于疼爱那就更不可能了。

罗家在年终祭祖时,年幼的杨士奇触景生情,想起了自己的亡父,故而偷偷制作泥像祭拜杨氏的祖先。恰巧,此事被继父得知,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熏陶的罗性并没有生气,反而大受感动,随即恢复了他的宗姓并改变了之前的态度。

不过,杨士奇的好日子并没过多久,罗性因为获罪而被发配到陕西戍边,不久就过世了。随后,杨士奇跟随母亲回到德安,为了贴补家用,他在十五岁时就凭借自己的学识成为了最年轻的私塾老师。

建文帝登基后,他为了修撰《太祖实录》而召集天下饱学之士,王叔英便推荐了杨士奇参与编撰工作。

因为勤勉负责和任劳任怨,在编撰《太祖实录》的过程中,杨士奇还得到了方孝孺的肯定,于是得以在京中留任,正式步入仕途。

随着靖难之役的爆发,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变得岌岌可危,他身边的红人像解缙、胡广等人,都在暗中积极筹谋自己的退路。

而杨士奇则显得非常豁达,在他看来,自己只是一心为国的臣下,在建文帝朱允期不是宠臣,换成了朱棣也不会成为宠臣,可也不会再差到哪儿去。

朱棣即位后,杨士奇既不喜,也不悲,仍然在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。不过,正是他的这种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”的豁达之气,引起了朱棣的关注,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并入阁当值。

在内阁初立时,诸事繁杂,职权不明,黄淮、解缙等人主要协助成祖处理重大朝政事务。而杨士奇的主要职责,就是划分内阁的职权和处理具体事务。所以,杨士奇对于明朝内阁制的完善,可谓是居功至伟。

凭借着自己的才干和性格,杨士奇逐渐赢得了成祖朱棣的日益器重和信任。

面对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,朱棣开始一次次的御驾北征。在此期间,他的次子朱高煦屡立战功,在越来越赢得圣心的同时,也萌生了对皇位的觊觎之心。

相比之下,太子朱高炽则显得过于文弱,而且还是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。虽然碍于礼法,朱高炽被册立为太子,但他的储君之位却从来没有稳固过,时时都有被弟弟朱高煦取而代之的危险。

每次在朱棣北征期间,杨士奇都被留守京师,协助太子朱高炽监国。而每次班师回朝后,成祖都要秘密召见杨士奇,具体询问太子在监国期间的表现。

身为内阁大臣,杨士奇尽管深知成祖朱棣的意图,深知汉王朱高煦的险恶居心,但他却仍然仗义执言,反对朱棣废长立幼。据《明史》记载,杨士奇曾当面向朱棣进言:

太子天资甚高,有错必改。其存有怜爱之心,将不负陛下重托。

明成祖朱棣过世后,朱高炽终于登基称帝,史称明仁宗。他很快就升任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,接替了杨荣成为内阁首辅。

成为首辅后,杨士奇延续了之前杨荣的政策,续写着“三杨内阁”的辉煌,为“仁宣之治”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最终,在首辅杨士奇等人的辅佐下,明宣宗开始了励精图治,基本实现了海内升平的景象,创造了“仁宣之治”的盛世局面。

非常遗憾,仁宣之治的两位主角,仁宗朱高炽在位十个月,享年四十六岁过世;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,享年三十七岁就过世了。

明宣宗驾崩后,年仅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,史称明英宗。当时,由于“三杨”的存在,由于太皇太后的摄政,明朝政局没有经历大风大浪,各项朝政和军政也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。

但在这个时候,一个宦官却赢得了明英宗的宠信,开始崭露头角,权势日盛,那就是王振。

王振是个文化人,有着秀才的功名,只是秋闱屡试不中,他不甘心就此过一辈子,便在永乐末年自阉入宫,做了宦官。

史称王振“狡黠”、善于伺察人意,因此,王振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明宣宗的喜爱,被授以东宫局郎,服侍太子朱祁镇,也就是后来的明英宗。

朱祁镇即位后,王振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。这是明朝最有权势的太监,负责完成决策中“批红”的盖印。

王振建议英宗以重典治国,他自己更是如此。谁若顺从和巴结他,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;谁若违背了他,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。因此,文武百官对他争相屈膝,史载“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”。

而面对王振的专权,身为内阁首辅,国之柱石的五朝老臣杨士奇,却没有了当年的气势,不仅没有对王振加以遏制,甚至有纵容和取媚之意。

在朱祁镇上任之初,王振对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内阁还是颇为忌惮的,不敢有所僭越。

明代实行所谓的票拟与批红制度。内阁与各部大臣奏议公事先行“票拟”,由皇帝“硃批”决定可否。由于朝政复杂,加之部分皇帝无心朝政,遂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为“批红”。即各部公文奏议交司礼监分类后,拣选其要呈送皇帝。皇帝或亲批,或由秉笔口述大要而皇帝口决,秉笔代为“照阁票批红”。奏章经过“批红”以后,发还内阁与各部依据批红撰写正式诏书执行。而掌印太监则负责对披红的审核,如果认为可以,就盖上印章。如果认为不行,有权打回去重批。

王振身为司礼监掌印太监,权势极高。但王振初为掌印太监时,对三杨内阁大臣却是毕恭毕敬。“转旨每立阁外,不敢入,三杨呼入坐以宠异之,振自是权侵重。”

三杨的纵容,使得王振权势日盛,气焰日益嚣张。

王振曾问杨士奇:“吾乡亦有可为京官乎?”王振的意思,希望杨士奇推荐一个老乡来做京官,这是太监公然干预朝政,而且还是重要的人事,照理,杨士奇应该一口拒绝。可是,杨士奇果真为之推荐一个老乡薛瑄,并将薛瑄任命为大理寺卿。

但是薛瑄却看不起身为太监的王振,上任以后也不去拜谢,于是杨士奇又专门提醒他身边的仆人:“若主之擢,王太监力也,朝罢可诣谢。”对杨士奇的传话,薛瑄照旧不理。

王振对薛瑄这个老乡倒是很关切,专门到内阁打听。杨士奇为了不让王振失望,还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:“他马上来。”又让一个和薛瑄关系好的大臣去劝,薛瑄说:

拜爵公朝,谢恩私室,吾不为也。

从这件事情中,可以看出杨士奇对王振的纵容和惧怕。与薛瑄相比,内阁首辅,大学士杨士奇,实在是应该感到汗颜羞愧。

史书记载,太皇太后即明英宗的奶奶诚孝张太后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,认为他“导帝不律”,把皇帝给带坏了,准备赐死王振。

明英宗和王振情感深厚,关系密切,跪下为王振求情。但是,令人意想不到而且难以理解的是,内阁大学士“三杨”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却也同样跪下为王振求情。

最终,王振逃过一劫,这也为后来的土木堡之变,埋下了祸根。正因如此,明人陆廉伯评价杨士奇时曾说:“文贞(即杨士奇谥号)功之首,罪之魁也。”“

杨士奇面对王振的这种退让甚至谄媚,主要有三点原因。第一,杨士奇性格圆滑,思虑过多,做事往往畏首畏尾。第二,杨士奇畏惧明英宗。以及第三点,杨士奇溺爱自己的儿子,因私废公。

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倚仗杨士奇的权势,在家乡横行霸道,为害一方,无恶不作,史载杨稷““挟父势,掘他人墓葬己祖,多养无赖子为奴,强夺婚姻家田地子女,擅抽分商货,屡杀同乡无罪人。”

因此,明正统七年,江西泰和县民奏杨稷豪横不法百余事,讼词所连者竞达几千人。最后,明英宗下令,抓捕杨稷并连重者三百余人。

正统九年,杨稷死于锦衣卫狱中。据《玉堂漫笔》记载,杨稷被判处死刑时,杨士奇不仅不能做到大义灭亲,甚至还想要倚仗自己过往的功劳,用明仁宗赐给自己的免死金牌为儿子赎罪,可见其溺爱儿子之心。

因此,杨士奇备受谴责,朝廷言官弹劾杨士奇,讽刺他“不能教子齐家,何以服人事?”天下人都说,杨士奇之所以那样畏惧巴结王振,放任王振的权势增长,是“以子稷故,欲媚王振,以丝纶簿付之,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。”说杨士奇为了掩盖自己儿子的罪行,讨好王振,将内阁的权力交给太监,以此换得王振在皇帝面前遮掩自己儿子的罪行。

这些说法在当时,““天下皆传之”,对此,杨士奇羞愧难当,只能以老疾告辞。

明英宗对杨士奇还是很有感情的,专门下诏安慰他,诏书曰:“卿历事祖宗,实惟简在,暨服朕继统,启沃弼赞,厥劳尤多,卿子既乖家训、干国纪,朕不敢私,卿其以礼自处,以副倚昆。”杨士奇感恩哭泣,不久便忧虑不起,大病而亡。

这位历经五朝,辅弼四朝,首辅三朝的天下名臣杨士奇,一生受人推崇,临终却以其私而败,死后蒙尘,思之令人叹息。

而比杨士奇自身遭遇更让人叹息的,他放纵成长的王振,之后酿成了土木堡之变,造成了百万军民的死伤和明朝的衰落。这一切,杨士奇都难辞其咎。